刘纪鹏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关键要监审分离

刘纪鹏：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关键要监审分离

作为全国人大《证券法》《国资法》《期货法》《基金法》起草或修改小组成员，他的关注目光，从未离开过资本市场；作为一个著名的股份制和公司问题专家，他主持了近200 家企业的股改、上市及管理咨询方案设计，被媒体称为“企业股改第一人”。他就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刘纪鹏。　　2011年，中国经济遭受了最严峻的考验，虽然赢得了9.2%的GDP增长率，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通胀持续高位运行、全民放贷危及金融安全、本币升值挫伤出口、A股更是“熊霸全球”。面对纷繁复杂的2012年，刘纪鹏教授接受了财富天下记者的专访，畅谈2012中国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发展。　　2012年主题在调整核心在转变融资方式　　记者：展望2012年宏观经济，如果用一个关健词来形容的话，您会用什么样的词？　　刘纪鹏：我想应该用“调整”这个词。一方面是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也寓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这应该是2012年的主题。但是，我特别想强调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和转变，核心问题是融资模式的转变，如果我们能够把简单依赖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调整到通过发展壮大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上来，那么直接融资，每个投资人不管是长期投资，证券投资，PE、VC投资还是外商投资，我想他们对自己的投资项目，一定会比花别人的钱更负责，更正确的思路和选择，以及成功率来展现。那么如何能够实现这一成功率呢？我想一定要跟国家的大政策和市场空白来调整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所以我想调整的核心问题是：2012年社会融资方式的转变，要调整到直接融资上来。　　2012年GDP增速不低于9%　　记者：展望2012年经济形势您有什么样的预期？　　刘纪鹏：2012年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一方面从政治上看，中国也好，世界主要国家也罢，都是换届之年；另一方面从经济上看，从美国的次贷和债务危机，演变到欧洲的危机，都给中国提供了重大的历史机遇，在这样的重大历史机遇面前，中国没有理由不抓住，进而迅速地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有利的态势。因此，从这个角度说，2012年的经济增长我觉得仍然应该保持9%，不低于9%的速度发展。　　我们有良好的项目，而且中国又是当今国际经济沙漠中的一片绿洲，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国外的资金到中国来，为什么不能用这么多资本市场的钱来开发中国的市场和项目呢？所以应将货币政策钱多之“水”引入资本市场项目多的“面盆”里，“水盆结合”，做大总量，这就必须要保持一定的速度，所以有人说8%是合理的，是现实的。不过根据这几年的经验预测，海外经济学家可能是偏保守的，我个人更觉得9%的速度是合适的，不低于9%。　　2012年CPI在4%左右　　记者：对于2012年CPI运行，您有什么样的预测？　　刘纪鹏：关于CPI，我个人觉得，从我们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以及近年来各国通货膨胀自身的特点，我们很难判断说没有通货膨胀就是好的时代，没有通货膨胀就会有通缩，所以一定的通货膨胀是市场经济规律使然，也是我们保持国际竞争力的一个前提条件。所以，我想2012年理论上合理的通胀应该在4%左右，如果我们有4%的，甚至5%，不超过5%的通胀，我们有9%左右的GDP增长速度，这正在良性区间。但是从现实中看，我个人更觉得2012年通胀的问题，如果我们要摆脱当前资本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这种停滞的局面，适当的考虑加大一点经济拉动的速度的话，现实的通胀率可能也就是在4%左右。　　2012年美元兑人民币可能进入“1:6”区间　　记者：您怎么看待人民币汇率在2012年的走势？　　刘纪鹏：人民币汇率也是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从2012年国际的政治经济包括伊朗核问题等一系列的状况看，从美国的债务偿债致使货币贬值的前瞻以及QE3完全可能推出，我觉得人民币仍将在2012年以5%左右的比率升值，也就是如果从现在我们是6块3毛钱的话，那么6块3的5%实际上也应该可能还有个3毛钱左右的升值空间。所以到明年这个时间，我们讨论的时候，我更觉得美元和人民币的比值放在1比6可能会是现实的，也是比较理想的。　　2012年准备金率将有三至四次下调利率不变　　记者：您对2012年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什么预期？　　刘纪鹏：就货币政策来看，其中几个指标，一个是准备金率，一个是利率，一个是汇率。货币政策的调整方向看，我们可能更多的会使用准备金率的指标，所以在2012年准备金利率的下调应该是主导方向。而从历史的规律看，准备金率一旦出现某一个调向的发展就不会是一次的，前些日子准备金率已经往下调整了一次，我想在2012年至少还有三次，甚至四次左右的准备金率的下调空间，也就是每次0.5，下调2%左右，从现在的21%左右调到18.5%到19%。这样的准备金率的调整我想也是符合央行和商业银行之间管理关系的，也是符合中国经济在明年要适当的放松的这种前瞻的。　　至于利率问题，我主张不存在加息这样的一个前瞻性的判断，因为从中国当今的问题，实际上从外汇储备过高，到我们引导的“红票子”印刷过多，都和人民币汇率、美元、欧元和日元汇率的比价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现在3点5的汇率已经是0.25美元，和欧洲基准比率的15倍左右，所以如果我们不考虑这样的一个国际比值关系，简单的再去加息，我想这种调整是不适当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币的利率稳定在目前水平是合适的，在货币政策的杠杆运用上，2012年应更多的使用汇率和准备金率的调整，而不是利率。　　欧美危机对中国机遇大于灾难　　记者：从国际形势来看，2012年欧美经济对中国会产生一些什么影响？　　刘纪鹏：从某种意义上说，欧美的危机对中国机遇大于灾难。首先它们发生的不论是次贷为代表的金融危机，还是债券为代表的主权债务危机，和中国的直接关联都不大，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货币市场、银行体系都跟它并不搭接，欧美危机一天天坏下去，只能说在国际竞争中中国的崛起更加现实和可能，所以首先在金融这样一个重要的领域，在国际经济竞争的高端领域，中国将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至于说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外需主要是靠欧美，它们遇到危机会不会减弱中国的外贸，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客观的看到，一方面中国出口欧美的主要是一些生活必需品和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企业产品，这些产品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个需求的刚性，就是说美国再危机也得用中国制造，因为中国的产品便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外贸问题不会因为欧美问题而大幅度下降。从这个意义讲，欧美债务危机对中国更多的是机遇，我们应该抓住这样的机遇，把中国的金融做上去，把在欧洲危机之后国际经济重新分工的战略制高点站住，也就是说我们要发展，要尽可能强大金融业，强大中国在资本市场的定价权、话语权，包括我们急需的大宗石油、煤炭和农产品。在欧美主权债务危机延续的背景下，中国更应该成为国际危机中的一片绿洲，把更多的国际资金引到中国来，如果政策对头，2012年欧洲危机对中国经济而言机遇大于灾难。　　中国股市熊霸全球根源在监管制度和政策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股市，您之前也提出了中国需要一些股市新政，那么对2012年中国股市，您有什么看法？　　刘纪鹏：我对2012年中国股市的整体判断是：复杂。一方面中国股市“熊霸全球”，持续低迷，主要是由于它内在监管上的制度和政策的原因造成的。换句话说，中国宏观经济面和上市公司为代表的微观经济面都不错，只要政策正确，中国股市就能上去，这和欧美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条件不差，但是压制今天中国股市的主要原因是政策和制度，包括发行制度问题、大小非，包括两个一股：家族企业和国企一股独大的这种持续减持，我们指导思想上两头圈钱，IPO在融资圈钱，大小非，大股东减持还在圈钱，这些矛盾如果不解决，中国股市还会持续低迷。　　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关键要监审分离　　记者：现在市场也在广泛探讨关于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对此您怎么看？　　刘纪鹏：即便我们提出要改革发行制度，但如果不从制度和政策上进行监管者自身的反思和革命的话，那么2012年的发行制度改革仍然像前几年一样会出现失败。　　所以就中国股市2012年的展望看，一切取决于能不能大胆的推出新政，能不能在发行制度上推出监审分离，证监会要敢于对自己的行政审批权进行革命，能够交给市场的，能够交给投资人的，能够交给自律组织的，尽量把权力下放，不要让监管部门整天都是帮助投资人“选美”，而忽视了“抓坏人”这个监管的主题，所以2012年市场不确定的因素比较多，但是监管部门自身的制度性改革最为重要。　　变革是根本，如果这个变革不完成，即便我们把社保基金放到资本市场里来，也仍然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反转，因为中国资本市场2300多家上市公司当中存在着严重的国有和家族企业的一股独大，在这样的减持过程中他们在市场吞吃资金的能量，这种一块钱一股的低廉，以及现有减持中事先不披露，家族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的一系列问题，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减少之后，也纷纷开始把目光放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国有控股减持上来的背景的话，这个市场负担会非常重的！所以如果没有制度性的变革，2012年仍然是资本市场比较沉重的一年。　　刘纪鹏简介：　　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华能国际、万向钱潮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及40多家大公司和企业集团高级顾问。曾任天津、成都、南宁等市政府顾问、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高级顾问、大陆企业到香港上市法律专家组成员、第七、八届青联委员等职。全国人大《证券法》修改小组专家组成员，全国人大《国有资产法》和《期货交易法》起草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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