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北洋系是怎样兴起的-【zixun】

发布时间：2021-10-12 21:57:50 阅读：次来源：板弹簧厂家

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下，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标志着中国开始仿照欧洲国际关系体制来处理对外交涉事务。相对于以往的“朝贡体制”，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型。但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一个专职外交机构，未能将事权完全统一，许多外交权力仍掌握在封疆大吏之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所谓的“北洋系”，即得名于此。

提起“北洋”，人们自然会想起“北洋水师”、“北洋政府”、“北洋军阀”(甚至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等一系列与清末民初政治紧密相联的词汇，足见“北洋”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影响之深。而清王朝的覆亡，与其一手打造的“北洋系”却大有干系。这种历史的讽刺，的确令人深思。

清政府力图

将对外交涉局限在“地方”

事情的原委，不能不从中国传统观念说起。中国向来以自己是位于“天下”之中、文化最为发达优越的“华夏之邦”自居，而周边各国都是中国的“藩属”。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外交观念，自然也没有专职外交机构。

鸦片战争开始后，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等国打交道。虽然中国打了败仗，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观念和面子还很强，仍视此时的西方列强为传统“狄夷”，不屑也根本不想与之“外交”。所以每当有中外交涉事件，朝廷总是因事随时择人办理，没有专门机构和专人负责。中英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后，中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清政府于1844年设置五口通商大臣，处理这些地方的中外交涉事宜。

传统的体制开始打开一个小小的缝隙。由于这“五口”都在南方，所以五口通商大臣开始由两广总督兼任。但随着上海的开埠，外国人的活力重心向北移动，因此从1859年起改为由江苏巡抚或两江总督兼任。在清政府的观念里，中国仍是“天朝上国”，那些“蛮夷之邦”只能与中国的地方政府打交道，而不能(因根本无资格)与中国的中央政府打交道。

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英、法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又以中国惨败、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而结束，英法等国取得了公使驻京的权利。对清政府来说，这可谓体制上的一次巨变。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恭亲王奕新等于1861年初上奏“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对外交涉事宜，朝廷颁谕同意。

另外，在列强的压力下又增加了许多沿海沿江开放口岸。清政府于是将原来的五口通商大臣改为“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大臣”，设在上海，后来演变成为南洋通商大臣或南洋大臣，在天津新设“办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大臣”，后来演变成为北洋通商大臣或北洋大臣。南北洋大臣都是为“通商”而设。

直隶总督在清政府

外交体制中的地位的确立

南洋通商大臣从设立之初即由苏抚或江督兼任，因此苏抚或江督在清政府对外交往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北洋通商大臣在设置之初则是专职，专办洋务兼筹海防，直隶总督不兼北洋通商大臣，因此从体制上说此时直隶总督与外交无缘。由于与北京近在咫尺，再加清廷仍是尽可能地将对外交涉活动局限于地方，所以北洋通商大臣在天津设立之初就参与了国家外交活动。各国外交人员只能在中国的“地方”、并主要是与“地方官”打交道，明显不合国际惯例，引起各国强烈不满，一再要求进京。但清政府为传统观念所囿，一直坚持与各国的交涉只能在国门天津而不能在国都北京进行。这些规定或说惯例，使三口通商大臣实际深入地参与了国家外交。

由于三口通商大臣是专任，因此与直隶总督往往各自为政、相互掣肘，屡有矛盾。1870年11月12日，清廷发布上谕，决定裁撤专任三口通商大臣，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由直隶总督兼任。这一改变解决了直隶总督和三口通商大臣各自为政的积弊，大大扩充了直隶总督的职权，其工作重心亦从“省防”转为“海防”、“洋务”，确立了直隶总督在清政府外交体制中的地位。

担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

然成为国家外交全局的主持人

恰恰此前不久，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因此成为直督兼通商大臣第一人。李鸿章当上“北洋”大臣不久，就开始积极参与一系列国家外交活动。就体制上的承属系统而言，总理衙门设立之后，南北洋大臣只是地方上办理外交的代表，为总理衙门所统属，受总理衙门之命主持对外重大交涉，但实际上南北洋大臣尤其是北洋大臣却常常是代替总理衙门，成为国家外交的总代表。

在李鸿章的努力经营下，其活动范围迅速扩大，总理衙门办理每一件事几乎都要向他汇报，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

本应承属于总理衙门的北洋大臣现在却超越总理衙门，固然有李的个人原因，更有体制原因。负责对外交涉的南北洋大臣本无兵权，但由于是督抚兼领，既有兵权又有地方行政权，自然成为国防、外交上的重臣。

“北洋系”终成中央政府难以驾控的巨大政治力量，对清末乃至民初的政治影响都很深。晚清政治格局的一大特点是地方势力慢慢崛起，中央政府渐渐大权旁落，此乃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不容忽视的一点即清政府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中已经风雨飘摇，却囿于“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竟然把“外交”这种最重要的国家政治交与“地方”处理，地方自然要崛起、“坐大”。许多年后，正是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成为满清王朝的重要掘墓人!如此结局，是当初为维护传统“礼制”和“面子”、想把外交仍局限于“地方”而设南北洋大臣的清廷万万没有想到的。历史，确实诡诞。